過去16年來給家里蒸的饅頭、烙的餅，或許能換成錢。馬小莉是在打離婚官司的法庭上明白這一點的。
自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正式施行，俗稱“家務勞動補償條款”的第1088條隨之生效——夫妻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負擔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給予補償。
揚州大學法學研究生陳學珍在她2024年的論文中做了一項統計——將“家務勞動”設置為關鍵詞，從“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篩選出241份樣本案件，有8項法院全部支持補償請求，101項部分支持，127項不支持，5項未作出回應——總體上法院對家務勞動補償的支持率為45%。
一些法院樂于對本院第一起家務勞動補償案件進行宣傳，卻容易招致嘲諷與批評。有法院為全職媽媽10年的家務付出作出補償兩萬元的判決，網民們一算，發現每天不到6元。
陳學珍梳理發現，實踐中主要的法律爭議圍繞著兩個問題：如何證明一方在家務勞動中承擔了更多責任？補償金額如何確定？
2024年3月，36歲的馬小莉因夫妻感情破裂，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霍城墾區人民法院起訴離婚，審理該案的是綜合審判庭的副庭長冶文貴。當時該院尚未有過家務勞動補償相關的判決。
如果不是律師提起，馬小莉也不懂。冶文貴經手過上百件離婚案，大約只有4成的當事人會聘請律師。“以前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家務勞動補償)這樣的規定，大部分案件也沒有提到這部分內容，我們主要是根據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進行審理。”
2022年，山東省淄博市高青縣人民法院第一例家務勞動補償案就是在庭審中“聽”出來的。法官王雪鷹記得，該案當事人結婚21年，雙方都沒有聘請律師，女方劉某是農村婦女，說的都是一些“很實在的話”，比如“我在家里給你看孩子”“洗洗涮涮縫縫補補”等。王雪鷹說：“我們敏感地認識到這是民法典規定的1088條所涉及的問題，就按照法律規定來處理。”
法官冶文貴見過馬小莉五六次，她瘦高，總是戴著鴨舌帽，一說到家事就“哭哭啼啼”。直到要為離婚打官司時，她才發現幾乎沒有夫妻共同財產可分，丈夫以開旅游營運車輛為生，但收入大多歸公公所有。
在過往的生活中，馬小莉總是忙著在廚房里揉面。饅頭3天蒸一次，一鍋約12個；餅兩天烙一次。新疆人喜好面食，中午要吃手搟面，晚上要吃餅。哪怕她下午要出門，也得先做好晚飯再走。
比起用那臺不靈光的半自動洗衣機洗一家六口的衣服，或是把三個臥室、兩個衛生間，還有電視和冰箱每天都擦一遍，馬小莉覺得，最麻煩的還是做飯。
日復一日，她做的每頓飯都是家務勞動的證據，但洗完碗，證據又消失。或是洗好衣服掛滿陽臺，證據產生；晾干了收起來，證據又消失。
夫妻不是邊取證邊過日子的，這是許多案件中法院不支持補償請求的一個原因——證明“承擔較多義務”存在困難。法官們坐在審判席上，千家萬戶廚房隔間里的瑣事則關在家門內。
“從法官的專業角度分析，也是不好取證的。”冶文貴說，除非是一方長期不在家住，排除其付出，接下來的付出就是另一方的了。
陳學珍在她的研究中篩選了能夠反映出家庭分工模式的155例案件，發現僅有約11%的家庭是一方外出工作，一方全職照顧家務；大多數是雙職工家庭，但一方在工作的同時還需承擔更多家庭義務。
“在離婚時，由于情況一的分工較為明確，判斷承擔更多家務的一方相對容易，而情況二中由于雙方均工作且家務分配不明確，爭議較多，難以判定。”陳學珍在論文中寫道。
這得到了實踐的印證。王雪鷹說：“農村的情況和城鎮不大一樣，城鎮的雙方都有工作，可能回家誰有空誰做飯，所以像我們縣城離婚案的家務勞動補償，我們就很少考慮。”
舉證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一方的家務付出能夠得到另一方的認可。馬小莉離婚案開庭當天，冶文貴記得，盡管男方的代理人稱“該筆費用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但在庭審發問環節，男方對于女方在照顧老人、撫養孩子、操持家務方面的付出，“基本都是認可的”。
陳學珍通過案例研究發現，法院支持家務勞動補償請求的情形多出現在雙方當事人已達成某種協議。
“如果男方不認可，法官也會依職權去社區取證，做社會調查。”冶文貴說，查證需要技巧和方法，“如果男方否認女方的付出，我們也可以進行反問：女方的收入是什么？女方天天外出了嗎？女方在干什么？”
在審理本院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家務勞動補償案時，王雪鷹走訪了當事人所在的村莊。“左鄰右舍都說這個女的對家庭確實付出很多，男的不顧家，好吃懶做，喜歡喝酒。”他說。
也有學者認為，可以把舉證的責任交給另一方，即由補償者證明家務勞動付出者沒有進行較多的家務勞動，如果不能證明，則推定家務勞動付出者應該獲得補償。冶文貴介紹，以校園侵害案件為例，學校就需要舉證證明自己盡到了各種法律義務，才能免于承擔相關的侵權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舉證責任要按照法律規定分配。“如果分配錯誤，可能整個案件就翻了。明明不是他的舉證責任，要分給他，他肯定是舉不出來的，所以這方面是非常謹慎的。一般情況下是誰主張誰舉證，但是也有例外情形。”冶文貴說，“我個人認為，法官如果能夠認定女方確實在家庭中處于弱勢地位，并且基本上不可能完成自己的舉證責任，例如沒有話語權、沒有經濟收入、家庭地位低，或者男方相當強勢、伴有家庭暴力等問題，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考慮把部分舉證責任傾斜分配給男方，讓男方去證明自己(做了家務)，如果證明不出來，說明你沒有干。”
家務勞動者證明了自己的付出，接下來的問題是，該補償多少錢？
在律師的幫助下，馬小莉根據丈夫一家的財產狀況，提出了20萬元的補償請求。考慮到男方名下僅有1萬多元存款，冶文貴認為女方申請數額偏高。
至于補償多少是合適的，冶文貴前前后后考慮了半個月，判決書修改了幾稿。考慮到婚姻存續時間和女方付出的勞動，他想過判決10萬元的方案。但由于男方和其父的財產高度混同、無法區分，個人的工作和收入不穩定，還要撫養一個上中學的孩子，于是推翻了這個方案，最終判決補償5萬元。
“從公眾的理解來說，法院竟然判5萬元，加減乘除是怎么算的？”冶文貴說，“實際上這沒有一個確切的計算公式，里面牽扯到方方面面的考量，它并不是一道數學應用題。我不傾向于使用所謂的公式，法官和醫生一樣，病人千奇百怪，每個案件也都是千差萬別的，所以沒辦法用一個統一的計算方式得出一個數字。”
在陳學珍統計的241份案件中，補償金額從3000元至30萬元不等，其中補償1萬元至5萬元的案件最多，其次是3000元至1萬元。
在辦案過程中，王雪鷹會盡量搜索相同類型、相同情形的案件作為參考，避免出現補償金額忽高忽低、過于懸殊的判決。
全國第一起家務勞動補償案由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判決，補償金額為5萬元。該案法官曾在接受采訪時說，這筆錢更多的意義在于實現離婚的自由。在大連市普蘭店區人民法院2023年審理的一起離婚案中，女方表示不同意離婚的理由之一就是“因為沒有工作，沒有生活來源，離婚之后就無法生活了”。
“這是一個補償，而不是賠償。賠償的數額是有標準的，意味著你有過錯，你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家務補償是為了體現在家庭事務中的勞動價值，但這個價值和保姆清潔工又不一樣，因為付出勞動的一方，本身也是這項勞動成果的享受者。”房山案法官曾對媒體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孫若軍曾在論文中提到：“簡單地將妻子離婚后謀生能力下降和生活水平降低均歸咎于家務勞動，忽略夫妻個體之間自然的和社會的原因形成的差異，過度依賴離婚救濟制度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將女性就業能力低、就業難歸結于家務勞動進而全部由婚姻負擔的救濟理念，不僅會引發夫妻間的情緒對立，而且也不利于男女平等的全面實現。”
眼下，在中國的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中，針對家務勞動補償金額的討論，大約可以分為公式計算派和自由裁量派。
有學者認為，當前最常用和最實用的家務勞動估值方法是綜合性替代成本法，其公式為：無酬家務勞動人均經濟價值=不同省份每人每年從事無酬家務勞動的小時數×不同省份市場上家政服務員的工資率。還有學者提出，用地區家政服務人員的平均工資與婚姻持續時間相乘來計算。
“我不會考慮這種方法。”冶文貴介紹，當地雇傭全職保姆的薪資在6000元左右，“如果按這個方法，這16年的費用是相當高的”。冶文貴說，“一個家庭不能單單拿錢去衡量，它里面還有感情，還有作為妻子、作為丈夫的責任，每個家庭成員都有自己的義務”。
黑龍江大學教授王歌雅同樣認為，家務勞動不能按家政服務員的報酬來計算，畢竟其中有情感和精神的投入。她提出的補償方法為：家務貢獻補償=(夫妻雙方的年收入差÷2)×婚姻關系存續年限。
大連市普蘭店區人民法院法官吳雙也不贊成這種算法：如果男方在外面做生意賠了錢，或者從事收入不穩定的工作，都不便于計算。
也有人提出，應當考慮按照家務勞動者因照顧家庭而放棄的個人發展機會，例如計算外出工作本應獲得的報酬。
馬小莉在生下二女兒后，曾在奶茶店工作了半年，月薪4000多元。“那段時間孩子總是生病，他們老說我掙得不多，還沒時間管家，我就回來了。”馬小莉說，如果她干滿一年，就可以拿營業額的提成，工資能有6000多元。
王雪鷹在作出補償3萬元的判決時，考慮了當年當地的人均收入。在全省、全市和全縣的數據中，王雪鷹參考的是縣里的人均收入。“比較低。”他說，“主要是考慮到男方的收入不穩定，加上他平時也會給家里錢。他是開鏟車的，有活兒的時候一個月掙1萬多元，沒有受雇的時候就休息，當時是新冠疫情時期，出去干活的時間并不多。”如果做出金額過高的判決，“明明知道他支付不了，這樣判了之后會引起更大的矛盾”。
“盡管案件情形復雜多變、無法采用單一標準來規范所有情況下的補償金額確定方式，但通過制定一套較為統一且合理的標準參考因素列表無疑可以大幅降低關于金額確定過程中出現的爭議數量和強度。”陳學珍認為，在未來執行家務勞動補償制度時，標準不明可能導致家庭成員間過于計較誰承擔了更多家務勞動，從而影響到家庭和諧與穩定。
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二)》第二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可以綜合考慮負擔相應義務投入的時間、精力和對雙方的影響以及給付方負擔能力、當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確定補償數額。
王雪鷹認為，通過大量案例的歸納，整理出可能涉及的因素作為參照系，是一個可行的辦法。“相當于一個公式中的幾種變量，至于這個變量怎么取值，是50%還是70%的貢獻，還是由法官來定。”這種方法中和了法官過于自由裁量和計算公式過于死板的矛盾。
法官吳雙傾向于在庭審中試探性提問，了解雙方對補償金額的期待和接受程度，并結合當地生活水平標準，進行自由裁量。“審判和訴訟的目的，是盡可能達到公平和服判息訴的社會效果。”他說。
馬小莉最終對5萬元的補償金額大體滿意。“多少還是有點錢，也能給我救個急。”現在她和朋友合伙經營一家早餐店，早晨5點半就起床干活。“新疆的早餐特別豐富。”她說，有包子、各種餅子、涼菜、炒菜、奶茶、豆漿、粥……每天都忙，和之前在家一樣忙，但又是不一樣的忙。
(應受訪者要求，馬小莉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杜佳冰 來源：中國青年報【編輯:惠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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