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已經是第6年，在前不久的7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政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會議指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頑瘴痼疾，必須下大力氣堅決糾治。基層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被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束縛手腳。中央書記處要持之以恒抓住不放，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要定期督促檢查，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各省級黨委和政府在安排部署工作時要實事求是，省以下各級黨委要履行好主體責任，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強化監督執行。
在基層街道、社區，苦形式主義久矣，過去常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現在普遍吐槽已經升級到了“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顆頭”，形式主義作為基層的“頑疾”能夠長期穩定存在，而中央對這一問題也深惡痛絕，再三警醒全黨卻又屢禁不止。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季乃禮對于過度留痕的形式主義現象就曾提出，在下級的視角中，下級要向上級發射信號來表明自己完成任務，以此來為上級認可下級的工作成效提供佐證，規避政治風險，這一邏輯誘發了黨員干部“表面應對”行為。而在中央層面，各級政府都強調落實，整個自上而下的體制通過層層監督檢查，傳導壓力來保證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約束，只能借助技術治理的方式對基層政府進行考核。形式主義并不能看作是我們龐大體制中的“弊病”或者“頑疾”，而是政治體系在處理中央和基層兩種治理邏輯的矛盾過程中所產生的自然表現，背后反映出政府圍繞技術治理所展開的調試過程，表明政府內部正處于探索一條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可實現路徑的嘗試之中。
其實基層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很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只對上負責，缺乏直接向群眾負責的機制，這些壓力的傳導僅在機關內部互相傳遞，而在實際工作中，對于很多解決起來難度大、阻力大的事情，很多人就直接將其歸結于“刁民鬧事”之列，其實哪有那么多“刁民”，頂多算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其次個別干部把不好干、不愿干的應干之事也冠以形式主義，慢作為、不作為，還美其名曰“減負”，實際上可能是不會干、干不了。
在基層治理之中，治理過程表現為黨員干部群體與基層群眾之間的互動過程，從中也可以觀察到基層治理的不同模式。放眼全國，我們可以看到既有治理創新的湖南永州市“快反135”經驗，通過建立快速響應機制，深化“互聯網 群防群治”創新實踐，實現了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有效提升基層治理的效率和效果。還有昆明的五華區“加減乘除”工作法，通過賦權擴能、歸位剝離、共治共享、突破瓶頸，推動了城市黨建與基層治理的深度融合，提升了基層治理能力。也有新疆的天山區通過“以小見大”工作方法，強化基層治理的精細化管理，通過“四議兩公開”等機制，化解基層治理中的痛點、難點、堵點。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吃苦受累是一個公務人員成為一個地方父母官的必經之路，一個從沒有了解過基層百姓的喜怒哀樂，沒有見識過他們真正生活狀態的人，怎么可能為當地的老百姓帶來福祉，怎么可能為老百姓辦實事?經過復雜環境的淬煉，處置過千鈞一發的險情，盡心竭力解決過群眾需求，才有可能練就百折不撓的精神和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當自己理解了這一點就不會在處事過程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很多事情沒見過很正常，記下來，看著學，下次就知道了，踩雷了不怕，拍拍灰塵看一眼，記住雷的樣子，才可以避免一次又一次踩上去。正所謂坐在辦公室都是問題，走街串巷去調研都是辦法，不經歷的話絕不會說出好壞優劣，不行動的話絕不會在遇到事的時候游刃有余。
基層工作的核心競爭力不是干得多，報表數據有多么漂亮，而是能夠解決實際問題。回顧以往的工作，我也在生鮮市場周邊集中整治時與漫天大罵的沿街商販們對峙，在四醫院立體停車場施工占道現場執法時被20余名周邊業主包圍，在拆違時救下碰到情緒激動意欲跳樓的當事人等等，能否敢于負責、勇于擔當，最能看出基層干部的黨性和作風，也最能展示其政治品格和謀政本分。敢擔當、敢作為就是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起而行之、勇挑重擔;就是要“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勇于開拓、不懈進取;就是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提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是基層治理的根本之法，也是我們所有黨員干部成長的必然要求。
（漢中街道辦事處綜合執法中心 張凱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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